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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故事
老板们的信仰生产力
发布时间:2018-08-09  被阅览数:136 次

 温州商人行走世界,按照一般猜测,在这样一个追求财富的富庶之地,宗教的根基会萎缩,并被功利的享乐索取代。然而,800多万人口的温州,现有基督徒100万人左右。在温州的乐清等地,在不到6年的时间中,当地的基督教扩张大过迅猛,当地的基督教众已占人口比例的60-70%。在大比例的信众基础上,温州产生了独特的老板基督徒现象。

  2005年,经营皮鞋生意的商人蔡小林和另两位企业家发起成立了温州企业界团契(团契:即伙伴关系,源自《圣经》中的“相交”一词。团契现在常用作基督教特定聚会的名称。)团契成员是来自温州各个教会的基督徒商人。根据《南风窗》的报道,团契提出了“约法四章”:一要依法纳税,做大做强;二不搞商业贿赂;三不克扣员工工资;四不搞婚外情。

  2008年6月,在企业家团契的基础上,20名温州基督徒企业家每人出资10万元,发起成立了华福慈善基金会,温州总商会会长郑胜涛成为他们的领头人。2007年4月,温州籍富商、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滔成立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第一家个人私募慈善基金会——王振滔慈善基金会。两年多时间,王振滔累计捐款1.05亿元。

  就区域性的群体信徒而言,与温州老板基督徒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慈济聚拢的台商慈善力量。慈济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大陆,及至被允许成立全国性的基金会,其活跃的地区集中在上海、昆山为主的长三角地区。而这些地方恰恰是台商最为集中的地区,他们成为慈济在大陆扩展慈善版图的主要力量。

  慈济委员在筹款、救灾、日常关系维护等方面起着莫大作用,根据一项统计:慈济委员的主力是中年职业妇女,其社经背景与配偶的社经背景密切相关。而女性慈济委员的配偶中,身份为企业主的位居前列。其中经营规模多属1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但有近7%的经营百人以上的较大型企业。慈济在大陆的低调拓展,遵循了“不宣传、不问政治、不传教、不公开筹款”的“四不”方针。但借助了台商在当地的人脉和关系网络,大陆慈济的能量相当惊人。直到汶川地震时,台湾的慈济才被大陆公众注意。当台塑、旺旺、鸿海、康师傅、统一等台湾着名企业的企业家们以慈济志工的身份出现在汶川灾区,可见慈济与台商的关系亲密。慈济主张“济贫教富”,以功德的观念,强调功德像银行存款一样,总有用完的时候,教导信徒要不断地行善布施积攒功德。

  慈济讲究会员平等,善款捐赠向来是一般会员众多,但一旦遇到重大的动员事项时富豪背景的荣誉董事的大额捐款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富人宗教慈善的隐忧

  慈济在大陆的发展,与其他宗教组织处于不一样的起点,华东师大李向平教授直率地认为,慈济受到了特殊的对待。以台商的关系网络获得政府许可与社会支持,尽管所行之事都为善事,但也引起一些议论。

  武汉大学唐晓峰认为,在老板基督徒兴盛的浙江地区,基督徒企业家热心于捐资修建教堂,有的还担任教会长老职务,肩负堂务委员会的工作。由于他们广泛的社会关系、灵活的处世原则及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一切直接影响着当地教会的发展。

  占据各种重要教职的老板基督徒,垄断教会的资源,在处理教会信仰与世俗商务时难免矛盾。财富阶层介入慈善的速度惊人,企业捐赠的规模也很庞大。私募公益基金每年成长近50%,有1400多家。

  2009年10月20日,新华都实业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在北京宣布,将以个人出资的形式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资金形式全部为有价证券,当时市值为83亿元人,占到陈发树个人所持有股份的90%左右。这是大陆规模最大的民间慈善基金会。

  不过,在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商人私募基金的运作不透明,其运作的正当性始终受到质疑。同为财富阶层的商人严介和曾经语出惊人:民营企业家搞慈善,90%都是骗子,有些做慈善的,就是互相行贿受贿。

  严介和的也许只是观感,有不能明说的地方。但是在一些宗教研究学者看来,新富阶层的教徒进入慈善,最大的挑战还在与如何处理附于慈善公益的教义,与这些宗教信徒在世俗化上的冲突。“我们不会花天酒地,但是对于公益事业,社会关怀,是义不容辞的,有时甚至是大手笔拿来花”,蔡小林说。

  温州老板基督徒在慈善行动中收获感动,但是在经营企业上,有时不得不服从送礼或人情往来的功利需要;有的企业主甚至都无法保证工人的法定劳动时间,变相成为剥削。这样的情形令老板基督徒感到分裂。

  公益界与信徒慈善的互动

  新富阶层在信靠宗教后,走向慈善公益,他们的慈善行动在各种层面上与公益界相逢,有慈善模式上的,有公益理念上的,也有行事风格上的,不一而足。

  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是大陆富豪慈善的代表人物之一。曹家四代信佛,曹德旺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仅为修复家乡的寺庙,便前后投入了2000万。有数据显示,从1983年至今,他捐出去的金额达到50亿元。

  2010年5月,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贵州等五省区市的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个人公益捐款。

  曹德旺对公益界还不甚熟悉,但是他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令公益界一惊: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否则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行规”的10%。

  这一举动,可以看作是富豪的佛教徒对大陆公益界的一次公开挑战。对扶贫基金会而言,是为荣誉接下了这单慈善。

  为了曹德旺这个捐款项目,扶贫基金会动用行政关系和自身的资源,执行人员总数超过1万人。基金会和志愿者们吃尽了苦头,克服交通条件的险恶。各项目县的大多数项目村距乡镇有1个多小时的山路,距村委会最远的自然村需要翻山越岭徒步12个小时才能到达。

  2亿捐款,6个月,9万农户,这项任务最终完成。独立第三方披露了该项目的评估报告,确认92150户受助农户收到了2000元善款,误差率为0.85,达到了曹德旺的要求。成功接受挑战,公益界舒了一口气。“曹德旺开了个好头,开启了中国公益捐款的问责机制,打造了全程透明的公益模式。”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如此评价。曹德旺承认,“挣钱难,花钱更难,做慈善是要有学问的。”“两千多年以前的丝绸之路,商人出去做生意的话,他是佛教徒,他会拐到莫高窟烧香,如果平安回来,也会供奉。”

  如今,曹德旺选择了专门团队、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严格执行河仁基金,包括助学、救灾、宗教等方面。基金会正式运作后,每年将有4亿元左右用于慈善事业。

  教徒慈善的走向

  富裕阶层的信徒投身慈善公益,组织化是一个趋势。在实现组织化方面,每个人选择的路径并不一样。

  像台商参与慈济,因为一个宗教信仰的整合,可以很顺畅地融合进去。无论是对参与者,还是对慈济来讲,都不需要额外的成本。只要有台商处,就有慈济身影,相辅相成。而向温州老板基督徒,或者曹德旺这样的佛教慈善,则在组织化上自创了一套规则,属于新的组织化。教会与他们创办的基金会相互呼应,带来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世俗化的割裂。在这一点上,慈济整合下的台商与基督教召集起来的温州老板,无论在解决信仰生活还是应对世俗化方面,后者都要稍逊一筹。

  对于依托龙泉寺的仁爱基金会而言,林启泰所走的是另一条路——从一名饱受挫折的商人到择定皈依佛门——慈善之举被有意识地放在宗教生活之下,内化于日常的修行,个人化色彩浓厚。

  慈善本来是富人实践信仰的行为,可在大陆的宗教环境下,有着过多的解释和展示。这种纷乱倒是契合了同样在混沌中求取新秩序的公益界。作为佛教徒的曹德旺很少烧香许愿。“有的大老板花几万块钱买第一柱香烧,其实这个是很土。你为什么去祈福烧香?因为你嫌自己不够富。你为什么嫌自己不够富?因为你有贪念。烧香烧不出佛理,烧不出平常心。”

  在现代中国下,宗教的慈商要兼顾两个世界,他们到底是孤独的经济人,还是奋力赶往信仰的慈善家?他们站在财富巅峰,要把自身劈成好多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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